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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基因

方志敏与闽浙赣苏区的创立发展和壮大

作者:佚名 来源:本站原创 时间:2020-06-24

方志敏烈士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杰出的农民运动领袖,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是闽浙赣苏区创始人及闽浙赣苏维埃第一任主席。
    方志敏、陈昭礼、黄道、徐履峻及其战友们前仆后继、共同创建的闽浙赣革命根据地(早期称赣东北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全国著名的苏维埃区域之一。在闽浙赣苏区的斗争中,方志敏领导苏区军民进行了创造性的工作,特别是在创建和建设根据地方面积累了一定的实践经验,丰富了毛泽东关于红色武装割据的理论与实践。闽浙赣苏区荣获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授予的“苏维埃模范省”光荣称号,被毛泽东誉为“方志敏式”“有很好创造”“是坚强的苏维埃阵地”。
    两次入闽作战创建闽浙赣苏区
    1927年7月,陈昭礼、徐履峻受党中央派遣到闽北恢复党组织。成立崇安特支后,即在崇安、浦城边境发动群众,开展抗捐、抗税、抗租、抗债、抗粮的“五抗”斗争,组织农会,培养积极分子,准备革命力量。1928年1月,方志敏在弋阳召开赣东北的弋阳、横峰、贵溪、铅山、上饶5个县党组织的联席会议,即窖头会议。成立五县工作委员会,方志敏为书记,邵式平、黄道、方志纯为委员,并决定农历年关在弋阳、横峰组织农民暴动,通过了武装起义纲领。横峰全县有一半地区、五六万人参加,弋阳九区秋收暴动也迅猛地开展起来,后来人们统称它为弋横暴动。同年9月,崇安上梅农民在县委书记徐履峻率领下举行暴动,成立民众局(苏维埃雏形),以上梅为中心,很快由崇安发展到浦城边境,共有508个村庄。但是由于闽北反动当局的强力反扑,潜伏的反革命阴谋复辟,一些投机分子开始动摇,反动豪绅带领民团偷袭民众局机关,徐履峻英勇就义。历时30天的农民暴动受到挫折。1929年1月第二次崇安暴动,比第一次规模更大,范围更广。在反“清乡”斗争中,红色区域不断扩大,群众武装“崇安民众队”发展到16支,2000多人,500多支枪。1930年,趁着福建境内土著军阀内斗抽走大部分兵力,崇安县内空虚,县委抓住机会,一个月内占领了3个大乡镇和大部分乡村,红55团由原来的500人、100多支枪,发展到1200多人、700多支枪,自上而下建立了区乡苏维埃。5月1日崇安县苏维埃宣告成立,下辖18个区苏维埃,243个乡苏维埃,人口20多万。崇安的武装游击队在建瓯、松溪、政和、浦城等地活动游击。至此,赣东北和闽北均建立了革命根据地。
    1930年,方志敏、邵式平、黄道等利用军阀中原大战之机,积极扩大革命根据地和革命武装力量。根据地由信江流域扩大到整个赣东北,红军由一个团扩充到一个军。同年7月,中共中央决定将赣东北根据地与闽北根据地两者合并,组建赣东北特委。赣东北特委开会研究决定由红十军政委方志敏、军长周建屏率领红十军入闽作战,以解除闽北根据地的困厄。1931年4月30日,红十军在武夷山的温林关与闽北独立团汇合,首先发起长涧源战斗。长涧源虽然是一个小村庄,但却是江西进入闽北的要道,又是反动派威胁闽北的一个据点。敌人把这里的土屋都改建成碉堡,几次强攻不下,部队研究改为挖地道,用爆炸办法炸毁土碉堡,全歼卢兴邦部一个连。接着消灭赤石镇守敌一个团和两个营的大部,是初进闽北取得的一次大胜仗。由于红十军打出了军威,崇安的守敌吓破了胆,不战而逃。闽北独立团一举攻克崇安县城,消灭守城民团100人,活捉反动头目。红十军这次入闽共进行了11次战斗,仗仗皆捷,大大鼓舞了闽北人民的信心,奠定了闽北苏维埃和红军胜利发展的基础。
    1932年7月,蒋介石调动约30万军队,发动对鄂豫皖根据地第四次“围剿”。这时,红十军接中央命令,通知二进闽北,扩大闽北苏区,使闽北苏区与赣东北苏区连成一片,进而打通与中央苏区的联系。1932年9月10日,方志敏重任红十军政委,率红十军再次进军闽北。部队很快抵达武夷山北麓的紫溪与闽北独立团会合。方志敏、周建屏同中共闽北分区区委书记黄道、闽北独立团团长黄立贵、政委薛子正、参谋长李金泉等取得联系。9月13日在此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确定作战计划:红十军大部兵力攻赤石,小部分兵力配合闽北独立团攻打星村,实现崇安全县苏区化;开辟新区奇袭浦城县;打通赣东北与闽北相距30公里的苏区界地,使两者连成一片。9月15日凌晨,周建屏率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很快就歼灭了星村的一个营白军,接着去支援攻打赤石。这次攻打赤石因敌人碉堡坚固,方志敏采用围困办法,发动强大的政治攻势和武器威力,迫使敌人投降。缴获迫击炮4门,重机枪8挺,步枪几百支,特别是缴获一部电台和报务人员。赤石、星村攻克后,红十军浩浩荡荡开进崇安县城。崇安人民举行万人欢迎大会,方志敏向崇安人民报告攻打星村和赤石经过,动员群众团结起来,为翻身而斗争。并第一次用电台向中央报告战绩,很快得到临时中央政府和中革军委的回电,对红十军二次进闽首战告捷表示祝贺,指示全体指战员发扬连续作战精神,去夺取新的胜利。
    红十军在崇安稍事休整后,很快就要攻打浦城了。这里是闽浙赣三省交界处,俗称“金浦城”。城墙高2.4丈,城基1.8丈厚,双层城门,非常坚固。敌人有两个团驻扎在城内,是敌人进攻赣东北的指挥中心。打浦城原来计划智取奇袭,后因消息走漏,敌有所准备,方志敏决定改为强攻。城外群众赶制了一大批竹梯。在认真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决定9月21日晨4时50分发起总攻。此刻红军数十发迫击炮弹飞落在敌人指挥所的小营房上,敌副师长、副团长、团参谋长等全部被炸死在里面,失去指挥,顿即乱作一团。红军敢死队一鼓作气冲上城墙,与此同时闽北独立团团长黄立贵率领的一支敢死小分队登上南门城墙。另一支红十军81团敢死小分队登上了西门城墙。敌团长聂进彪和县长孙毅见大势已去,化装成平民从东门逃脱。6时整战斗结束,歼敌100人,俘敌600多人,缴获重机枪5挺、轻机枪33挺、步枪700多支、各种短枪100多支、无线电台2部。获得筹款50多万元、黄金1000多两。浦城胜利后,红十军立即帮助地方成立县苏维埃政府、工会、农民协会、贫民协会等。把所缴来的武器弹药除电台外全部留给闽北独立团,进一步壮大闽北革命武装。红十军二次进闽,在22天的转战中,消灭敌人4个团,牵动敌人几个师,打乱敌人整个部署。缴获各种枪支1600多支及大批军用物资,使闽北苏区扩大到浦城、建阳、建瓯、松溪、政和、光泽一带。
    1932年底全盛时期,闽浙赣根据地扩大到上饶、崇安、开化等20多个县,拥有100万人口、1万多红军,周边游击区达52个县,近千万人口,是全国最早创建的六大革命根据地之一。1932年12月11日,临时中央政府决定将赣东北省改称为闽浙赣省,方志敏继任闽浙赣省苏维埃政府主席。1933年12月,中共中央任命方志敏任闽浙赣省委书记、省军区司令员。
    闽浙赣革命根据地的首创精神
    方志敏是闽浙赣革命根据地创始人之一,是早期闽浙赣省委书记、第一任闽浙赣省苏维埃政府主席。
    在方志敏的正确领导下,闽浙赣革命根据地广大军民在对敌斗争上、在根据地建设上、在苏区党的建设上都有许多创造,得到毛泽东多次表扬。在军事斗争方面,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大力发展人民战争,开展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胜利地粉碎国民党军的多次“围剿”。在游击战方面提出“53字”战术,即“出敌不意,攻敌不备,声东击西,避实就虚,集中兵力,争取主动,打不打操之于我。扎口子,打埋伏,打小仗,吃补药,吃得下就吃,吃不下就跑”。闽浙赣根据地是我军开展地雷战的发源地。地雷原来是闽北农民用来防备深山里野兽的武器。上梅暴动后,为了避开反动派的报复,干部群众都退到山里去,为了阻止敌人进山“扫荡”,在进山口埋设地雷,有效地打击了敌人。方志敏发现后感到地雷威力大,便认真总结群众的经验,大力推广。培养训练骨干,省、县、区、乡苏维埃成立地雷部,村普遍成立地雷组,各级办地雷厂,开展地雷战。1932年初步统计,一年内用地雷炸死敌人3000多人。到1934年初,全区组织了500多个的地雷小组。1934年4月,中央苏区派人来参观后,中央发文向全国各根据地推广方志敏的地雷战经验。后来在抗日战争中,解放区军民普遍使用地雷战战术打击日本侵略者。
    在根据地建设上,闽浙赣苏区也有许多创造。首先创立股份制,发行红色股票。实行对外开放的边贸政策,形成几条对外贸易的路线。1930年10月成立赣东北特区贫民银行。方志敏亲自主持制订《临时消费合作社条例大纲》,接着普遍建立消费合作社。财政收入方面,闽浙赣省由过去靠打土豪收入为主,改由苏区发展国民经济、增加贸易来增加财政收入。毛泽东知道后批示说:“我们财政政策的基本方针,明显效验已在闽浙赣边区表现出来。”社会建设方面,创办了一批学校、文化教育和卫生单位,首创列宁公园。加强党的建设工作,制订苏区《共产党员守则二十二条》:其中第一条就是服从党的命令;第三条牺牲个人——提出革命就是拼命,要牺牲个人一切去向敌人拼命,革命才能成功;第十九条不得贪污——指出吃铜打夹账,只有请他滚出去(吃铜即吃铜元,打夹账指做假账);最后一条永不叛党。由于守则通俗易懂,联系实际,对党员的信仰、纪律、廉政都起到重要作用。创办信红军事学校。成立苏维埃工农检查部,设立控告箱,提倡实名控告。成立不脱产的“突击队”“轻骑队”进行检查。毛泽东称赞它是“方志敏式的革命根据地”和“模范的闽浙赣省”。
    方志敏因为卓有成效的工作,于1933年3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与毛泽东、朱德等8人一起被授予红旗荣誉勋章。1934年1月被增补为中共中央委员和中央临时政府执行委员和主席团成员。
    浴血怀玉山
    1934年11月4日,方志敏收到中革军委急电,把即将到达闽浙赣边区的北上抗日先遣队——红七军团,与当地的红十军合编为红十军团。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决定进行战略大转移。为策应中央苏区主力红军战略转移——长征,1934年7月,中革军委派遣红七军团6000人以北上抗日先遣队的番号,由军团长寻淮洲、政委乐少华、参谋长粟裕、政治部主任刘英带领,从瑞金出发经福建的长汀、永安、古田、罗源、宁德、福安、浦城等20多个县,行程3000里,艰苦转战4个月到达闽浙赣边区。为的是牵制围攻中央苏区的敌人,减轻压力,配合中央红军长征。急电指出,这支队伍到达后,红七军团改编的第19师,仍活动于浙皖赣新苏区打击“围剿”之敌并发展新区。红十军改编的第20师仍留在老苏区执行打击“围剿”之敌,保卫苏区。并决定新组成的红十军团与闽浙赣军区统一归中央军区项英司令员指挥,省委亦受中央分局领导。
    红七军团与红十军合编后,中革军委任命原闽浙赣军区司令员刘畴西为军团长兼20师师长,乐少华为军团政委兼20师政委,寻淮洲为19师师长,刘英为军团政治部主任兼19师政治部主任。闽浙赣军区也作了调整,闽浙赣省苏维埃政府主席方志敏兼军区司令员,粟裕任军区参谋长。当时,中央红军已经开始长征,按理南方各根据地必须在原地区长期坚持独立斗争,保卫苏区。但是中央军区于11月18日下令给红十军团,要求红十军团全部立即从玉山常山间挺出铁道以北,威胁衢州,以创造皖浙边苏区。同时决定以方志敏为主席,由他和刘畴西、乐少华、聂洪钧、刘英5人组成军政委员会,随军行动。要求闽浙赣军区的部队到外线打大仗。这显然是继续贯彻“左”倾错误路线,是红十军团后来怀玉山失败的主要原因。
    方志敏经慎重考虑,深感此去要进入国民党心腹地区,逼近蒋介石政权首府南京,蒋介石必然会调遣重兵,恶战频繁自不待言。他说:“我下决心去完成党交给我的任务,党要我做什么,虽死不辞!”红十军团指挥部决定在谭家桥的乌泥关设战场。这里地形如口袋,敌一进入极易被围歼。这时蒋介石得到情报——“方志敏手创之武力万余众,近日在皖南汤口镇聚合,匪势甚昌,北窜立巢,欲迫南京”。他立即指派赣浙闽皖边警备司令兼第八军军长赵观涛,率12师、21师、55师、57师及补充1旅、独立43旅和四省保安团共20万人,进行“围剿”堵截。顾祝同下令:“此次战役,我军若有战败部队,凡营以上军指官一律斩首!”
    12月4日9时许,国民党军进入红十军团伏击区,战斗打响,形势对红十军团有利。但国民党军立即调整部署,集中兵力对付红十军团中战斗力较弱的第20、第21师(他们多数打游击战,缺乏打大仗经验),阵地被冲破。为扭转不利的战场态势,19师师长寻淮洲亲自带队夺回了制高点,自己不幸在战斗中身负重伤,在部队转移途中牺牲。谭家桥战斗失利,迫使红军不得不撤离战场,撤出战斗过程中乐少华、刘英先后负伤,部队伤亡不断增加。最后军团部决定,全军团继续南下,返回闽浙赣苏区。
    在向闽浙赣苏区转移过程中,决定由方志敏、粟裕带领伤病员,机关后勤人员共800人为先头部队,走在前面。军团主力由刘畴西等人率领,在后边打边撤。先头部队多是非战斗人员,力避与国民党军纠缠,没有停顿地走到闽浙赣苏区的边上港头才停下来休息。而刘畴西率领的军团主力到达杨林后,顾及部队疲劳,就地宿营,第二天才继续前进。这一夜战场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尾追之敌一个团赶上并占领了堵截阵地,双方发生激战。红十军团以一小部分兵力掩护,大部分折回到外线,次日进入安全地域。此时方志敏看到敌情十分严峻,决定先头部队由粟裕带领先走,并通知刘畴西率军团主力迅速跟上。而刘畴西仍然顾虑部队疲劳,当夜又就地休息,没有到港头与方志敏会合,以致失去突围机会。在这种情况下,方志敏毅然从安全地带折返敌人包围圈,找到红十军团主力部队。由于延误几天时间,各路国民党追击部队共14个团,已全部赶到怀玉山地区。红十军团主力陷入重围之中,与国民党军反复拼杀。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红十军团主力逐步被分割、冲散。部队伤亡不断增加,并已弹尽粮绝。经过七天七夜艰苦奋战,除少数人突围返回闽浙赣苏区外,红十军团主要领导人方志敏、刘畴西等隐蔽在陇首封锁线附近的山里,在冰天雪地里与敌人周旋13天之后,不幸被国民党军搜捕。
    伟大的灵魂 不朽的丰碑
    敌人搜捕到方志敏认为是个了不起的胜利,在金龙岗体育场召开庆祝生擒方志敏大会。方志敏昂然站立在台前,睁大眼睛扫视台下群众,不少人为他威武不屈、大义凛然的英雄气概所感动,有的悄然泪下。上海《字林西报》记者采访方志敏时,他大声道:“朋友们、同胞们!为了尽儿子对祖国母亲的保护义务,我和我的战友,在敌人枪林弹雨中,创建了闽浙赣苏区和红军;为了抗击侵略者,保卫可爱的祖国,率先遣队北上抗日。蒋介石却出8万元捉我,派出比先遣队多20倍的兵力‘追剿’堵击先遣队,这是为什么?我坚信,中国工农红军必将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军队……” 抓到方志敏后,蒋介石下手谕,对方志敏“劝说归诚”。顾祝同、刘振清、王振寰、俞伯庆、赵观涛等国民党军政要员都纷纷出面,拉拢诱降。但得到的是方志敏“视死如归”四个大字。1935年2月6日,蒋介石亲自出面劝降。在南昌委员长临时行营的豪华小会议室里,当方志敏由几个人搀扶进来时,蒋介石起身迎接,安排在他身旁坐下,并向诸官员作介绍。接着“亲热”地说:“哎呀,志敏老弟,都怪我来迟一步,你受委屈了。我们虽然8年未见,但心是相通的,我们都是炎黄子孙,都有热爱祖国之心……”其他人你一言他一语,又是器重你,又是合作共建美好祖国,过去恩怨一笔勾销等。方志敏说:“我已被俘,不存在合作条件。若要叛变革命叛变党,当可耻叛徒,我方志敏永远不答应,办不到!”
    方志敏在狱中除了应付、驳斥劝降者和接见记者之外,对国民党审讯官员只有义正词严的回答:“我不爱爵位也不爱金钱”,并用大量时间和精力撰写文章。1935年3月,他写就《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约6万字,真实地记述了一生的战斗经历;写成《我临死以前的话》约2000字,表达坚定信仰和对苏维埃新中国建立的信心。4月,写成《在狱致全体同志书》约5000字,从8个方面总结闽浙赣苏区的斗争经验,嘱咐同志们能为党工作是十分幸运的。5月,在监狱“优待号”房间写成《可爱的中国》约1.6万字,表述如何爱护中国,拯救中国,成为爱国主义的千古绝唱。同月,撰写《死——共产主义殉道者的记述》1.3万字,表达共产党员应该努力到死,奋斗到死。同月底,写成《清贫》约1000字,提出“矜持不苟,舍已为公,却是共产党人具备的美德”“清贫、洁白朴素的生活,正是我们革命者能够战胜许多困难的地方”,这可以说是他一生真实生活的写照。6月,写了《狱中纪实》1.2万字,控诉国民党统治的黑暗和监狱的血腥;同月,写成了《给党中央的信》1300余字,报告狱中斗争情况,建议加强党的城市工作……这些文稿通过看守所文书高家骏(在狱中结交的朋友)的女友程全昭送到上海,交给胡子婴转中共上海特科,有的通过胡逸民夫妇送出。
    方志敏信仰不动摇,意志不屈服,国民党当局无视国内外要求释放方志敏的呼声,秘密于8月6日凌晨在南昌下沙窝对他下了毒手,方志敏英勇就义时年仅36岁。
    毛泽东高度评价方志敏
    毛泽东与方志敏直接交往有3次,都在大革命后期(1926年4月至1927年4月间),他们的革命情谊深厚,特别是在创建苏区、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斗争实践中,思想相通,成果相衬。可以说方志敏是毛泽东最为关注、最为敬重、最为怀念的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
    早在1925年3月,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初稿)中就指出:“中国无产阶级的最大和最忠实的同盟军是农民,方志敏从事农民运动比彭湃晚几个月,比我毛泽东早几个月。这三个人被公认为‘农民大王’。”
    1930年1月,毛泽东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将当时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列出“朱德毛泽东式”“方志敏式”两种模式,指出“朱德毛泽东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无疑义地是正确的。”
    1934年在第二次工农兵代表会上,毛泽东作政府工作报告,在“我们的经济政策”部分多次称赞闽浙赣边区。他说:“1933年的农业,在赣南闽西区域比1932年增加百分之十五,而在闽浙赣边区则增加了百分之二十。”工业“在闽浙赣边区方面,有些当地从来就缺乏的工业,例如造纸、织布、制糖等,现在居然发展起来,并且取得了成效”。对外贸易“闽浙赣边区方面实行得较早”。
    1937年在延安,方志敏被定位为民族英雄。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主席多次赞扬方志敏。1953年4月毛主席巡视浙江莫干山时对汪东兴说:“方志敏同志有勇气、有志气,而且是很有才华的共产党员,他死的伟大,我很怀念他。”毛主席在评点《新唐书·徐有功传》时评价方志敏“以身殉志,不亦伟乎”。1964年11月9日,毛主席挥毫写就“方志敏烈士之墓”7个大字,刻在南昌方志敏烈士墓前。1965年6月,毛主席重上井冈山时,对随行的杨尚昆等人说:“方志敏同志是很有理想,很有气魄的革命家。”他对中宣部部长陆定一说:“要多宣传方志敏烈士。”
    2009年9月,中共中央组织部等11个部委联合评选,方志敏入选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
    方志敏烈士是闽浙赣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始人。他所领导的闽浙赣苏区从对敌斗争到政权建设与党的建设都有崭新的创造,得到毛泽东和党中央的表扬和推广。后来他虽然身陷囹圄,仍然旗帜鲜明地捍卫共产党的尊严,保持革命气节,只争朝夕地宣传革命道理。他在狱中的光辉著作,是中国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共产党人的必修课。作为闽浙赣边区革命根据地的福建省,各级领导干部更应该认真学习方志敏烈士的崇高思想,大力宣传他的高贵品质和革命精神,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为共筑伟大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